中国应当怎么办?等待主义不是上策。冷战结束已十多年，现在也应当是严肃反思中美关系、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的时候了。中国要进行战略调整，就不能象从前那样光对美国的中国政策作被动的反应，或者说是摆脱眼前的危机达到两国关系的稳定化。这样的反应都会是救火式的，不会导向宏观战略的形成。战略的形成要跳出对具体事件的反应，要从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人手。而正确认识中美关系的本质是进行战略调整的关键。本文是笔者对目前中国的国际环境和中美关系的一些思考，希望为关怀中国的国际关系的人们提供一种参考。限于篇幅，本文省略了大量的文献引述和对一些理论的繁琐的论述。
一．世界体系和美国新战略
1．世界体系的扩张性和国际关系的本质
现代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什么?简单地说，主权国家间的利益的不可调和性，由不可调和到冲突甚至战争，这就是现代国际关系形成以来的规律性现象。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新因素的产生来调和国家利益或者遏制冲突，如国家问的相互依赖性和经济的世界一体化。但所有这些新生因素并不足以改变现代国际关系的冲突本质。
决定这一本质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形成现代国家关系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辅助于资本主义的则是现代形式的民族国家。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到现代新马克思主义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关系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这两种制度因素对于现代国际体系形成的独一无二的作用。
无论是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都起源于西欧，然后再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资本主义先于民族国家而生，民族国家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迎合了资本主义区域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形成和扩张的需要。资本主义本身包含有巨大的扩张动力。但在其扩张过程中，资本经常在国内市场上遇到地方化的政治权力(如封建权力)的阻碍，在国际市场上则遇到他国政权的阻碍。如何克服这样那样的阻力，民族国家的作用就在这里显现出来。国家的本质就是权力，用民族国家的权力应付资本主义扩张过程的权力阻力就成为了现代国际冲突的主轴。可以说，资本主义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主动力，但没有民族国家，现代世界体系就不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形成。基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上的现代民族国家或者基于现代民族国家之上的资本主义体系具有无限的扩张力。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本身的扩张是和平的，因为每一国家都可或多或少地从国际经济交往中获得利益，问题就出在民族国家的干预。但经验证明，这至多是一种理想的理论假设。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在本质上是同一件事，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早期，当资本主义的扩张遇到障碍时，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就或者辅助资本的扩张，或者直接参与扩张。而对后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国家本身就推动本国资本的向外扩张。有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就认为，后发展中国家所经历到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实际上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民族主义在海外的表达。
2．民主的扩张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仅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在扩张，民族国家本身也在扩张，那就是民主的扩张和输出。迄今为止，大多数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了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国家形式，尽管民主政治的扩张仍然落后于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扩张。但从长远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避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扩张。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动用国家的权力从资本主义的链条上挣脱出来，建立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独一无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但现在这些国家都已经无一幸免地纳入了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国家体系中去了。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扩张已经引出了所谓的“第三次浪潮”理论。有人甚至乐观地宣称“历史的终结”，相信资本主义式的民主必然是世界最后的一种政治形式。”
人们强调资本的扩张性的时候，往往忽视了民主的扩张性。实际上，不了解民主的扩张性，就很难理解当代世界体系的形成。根据美国学者亨廷顿的研究，民主化至今已经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发生在1828—1926年间，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阿根廷等国和英国的诸多海外殖民地获得了民主的政治形式。之后在1922—42年间，这些国家中发生了民主的第一次回潮，包括意大利、德国和阿根廷。民主的第二次浪潮时间较短，发生在1943—62年间，西德、意大利、日本、印度和以色列等国获得了民主的形式，但在1958—75年间，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发生民主的回潮。最近一次也就是民主的第三次浪潮发生在1974年以后，这次浪潮中，很多国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及其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和东欧的许多国家获得了民主的国家形式。从下表中可以看到，权威政体从1975年的68.7％下降到1995年的26.2％，在同一时期内，民主政体从23.8％上升到47.6％，部分民主的政体从7.5％上升到26.2％。
那么，为什么民主会象资本那样具有向外扩张性呢?这里有几个主要的动力源。第一是来自“供给”方面的动力。如果说政治力量辅助资本的输出，那么也可以说政治力量的组织形式也是随着资本而输出。这在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欧洲、美国和日本等殖民国都对被殖民的国家的政治形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实际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民主政体特别是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都是西欧美国殖民者输出的结果。”在殖民地时代结束以后，民主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就通过其他种种方式来输出民主政体形式。尽管输出的途径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即要用民主这种特定的政治组织形式来保护资本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西方国家决策者相信在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冲突或者少冲突就是这种目的在意识形态上的表达。美国等西方国家不知疲倦地在中国建立“法治”也是基于保护其在华的经济利益。
但是对“供给”方面的动力不能过于夸张，否则就会走向极端的思维方式，认为民主政治的扩张是西方世界的另一类殖民主义。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够扩张有更重要的“需求”方面的动力。法国学者贝蒂(Benrand Badie)在这一点上有个较为中肯的说法。他把政治方面的全球化定义为政治秩序的西方化，认为西方输出国的权力和霸权不能解释其政体之所以能够输出到其他国家，他认为，“西方政治模式的传播和全球化是因为—主要是因为—它们被进口。西方模式被追求和内化，因为它们满足了进口者的战略需求，是基于动力和回报、期望和展望之上的个人选择的结果”。“对很多后发展中国家来说，民主不仅是他们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发展出来的治理社会的较好模式。在后殖民时代，很多后发展中国家反对西方霸权，但并不反对西方国家留下来的民主形式，这是有其统治和理想方面的考量的。在今天，民主政体已经成了很多后发展中国衡量一个国家现代性的最重要的一个政治指标。尽管民主政治的消极方面也在不断暴露，但这些国家仍楔而不舍地追求民主政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主作为理想的内在动力。
民主的“需求”方面的动力最重要的莫过于资本主义式经济和民主之间的因果关系了。为什么民主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分不开?我们可以从逻辑和经验根据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从逻辑上说，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上的经济制度，它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最根本的制约。资本主义产生出一种和“公共领域”分离开来的社会经济上的“私人领域”。这种“公”“私”领域的分离是民主作为一种有限政府形式最重要的原初条件。
再者，资本主义导致富裕，而财富有助于缓解统治精英和大众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及其所创造出来的财富为现代福利国家打下了基础，福利国家反过来缓和工业化资本主义的阶级冲突。财富也缓和了精英之间的冲突。政治游戏中的失败者可以转向寻求经济社会方面的成功，这样，就不会把所有赌注都放在政治游戏中。就是说，参加政治游戏并非是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政治游戏因此不是一种零和游戏或者你死我活的游戏。在这样的情况下，失败者就不太可能去做那些对政治稳定不利的事情，例如组织示威、暴动和参加地下反政府活动等等。就是说，财富为政治家们的活动提供了一个界限，防止他们超过这个界限，超过这一界限就会对现存制度的运作和生存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从经验上说，民主政治的发展实际上是多种权力之间的制约。先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对政治权力的制约。资产阶级的兴起与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密不可分。新崛起的资产阶级成功地驯服了君主专制国家。君主专制国家的统治原则是基于出身背景之上的政治等级。资产阶级认为这种政府形式不“自然”，所以要由基于财富之上的统治原则而取代之，因为财富比出身更为“自然”一些。
但是，光强调经济权力对政治权力的制约是远远不够的，不足以理解当代民主政治的运作。还有另一类重要的制约就是人民的“人数”权力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制约。早期资产阶级是争取民主政治的主力，但后来普通人民的力量也不可忽视。资产阶级只是为资产者本身争取到了民主，资产者不会自动地把民主权力送给普通人民。资产阶级的统治生产出了一个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最终用组织的力量和资产阶级分享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