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把“市场”(自利的人们进行交换的场所)与“道德”(“善”，“正义”，“美德”)放在同一个题目之下讨论，会引出两种倾向。其一是强调市场与道德的一致性。其二是强调市场与道德的相反性。在第二种倾向下又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立场：(1)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在这一立场看来，市场活动势必瓦解传统价值，并且最终瓦解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德克海姆(E．Durkheim)提出的“现代性”理论包含了这样的论说。(2)道德虚无主义(nihilism)的立场。在这一立场看来，传统价值本身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甚至是必须放弃的。之所以必须放弃传统道德或必须对所有的价值“重新评价”(reevaluationg of all values)，是因为“人”不应当成为“道德传统”或者任何“传统价值”的奴隶。正相反，道德或“价值”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帮助人类在生存竞争中变得日益强大。尼采(F．Niet潞che)的“现代性”理论包含了这样的论说。①
从中国学者对市场与道德问题的论说中可以看到，在上述的第一种倾向内又分离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立场：(1)以市场行为取代道德行为的立场。在这一立场看来，根本没有必要讨论道德问题和担心社会道德基础的瓦解。因为“市场”(每一个人追求自身福利或“善”的场所)本身已经包含了道德。例如“明智的效用主义’’(intelligent utilit arianism)认为，每一个追求自身福利的个人，如果预见到完全自私的行为不能为自己带来最大福利，就会转而采取尊重他人追求同等福利的权利。这就是所谓“无穷多次博弈的囚犯悖论”中的合作策略。在道德哲学史上，边沁(J．Bentham)和密尔(J．S．Mill)是这一立场的重要代表人物；(2)强调在市场行为与道德行为之间的不可替代性，强调在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tension)，并且强调这种紧张关系完全可能将“市场”与“道德”这一对范畴同时毁灭，最终将社会经济发展导入“死胡同”……独裁统治下的经济秩序，或者无政府状态下的经济混乱；两者都将是“低收入陷阱”。在道德哲学史上，哈耶克(F. Hayek)的“扩展秩序”思想是这一立场的重要表述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布坎南(J. Buchanan)在其90年代以来发表的几篇论述中，表现出明显的“哈耶克倾向”……对他自己早期立场的某种背离②。
一旦我们开始讨论市场与道德的关系，我们实际上就已经进入了围绕“现代性”(modernity)问题展开的一个宽广的论域。事实上，从康德以来的所有重要思想家们的论说，都是在这个论域内进行的③。正是市场力量，从远古开始缓慢地积累到某个引发质变的阶段，把我们的物质生活带进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期望与经验之间的裂口不断地迅速扩张”。i这产生两个方向上的危机。(1)不断扩张的“期望－经验”裂口最终形成了“期望着这种不断扩张”的期望。当扩张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时，危机感便开始发生。我把这叫做“发展的危机”。(2)不断扩张的“期望—经验”裂口迫使人们在变化中，在转瞬即逝的感性现象中，寻找永恒不变的东西。波特莱尔(C.P．Baudelaire)称此为“现代美感”④。当人们终于意识到任何“永恒”都只是幻觉的时候，“上帝死了”，危机感发生了。我把这叫做“超验的危机”(crisis of the transcendence)。在这两种危机中，前一种是普遍的，世俗的，没有经过反思的危机。在中国社会里，所谓“收入增长预期”和“超前消费”就是这类危机的前兆。在西方社会里，由“罗马俱乐部”70年代初的报告引起的关于“零增长”和“可持续增长”的争论，关于“环境”与“人”的哲学，都属于发展的危机。另一方面，超验的危机与发展的危机相比，是更加特殊的，非世俗的，反思性(reflective)的危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生活世界(1i缸w叨d)进行反思，从而不是所有的人都体验着超验危机。然而正是超验危机的扩展(例如尼采描述的从追求真理而导致彻底的怀疑主义)可能将社会全体成员带进“不合作陷阱”(nonGo咽rat加trap)甚至瓦解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主要论证上述的第一种倾向下的第二个立场，那也是我一直以来所秉持道德哲学立场。我认为，对任何一个市场经济而言，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基础必须是而且只能是我所秉持的，由哈耶克终生为之辩护的这一道德哲学立场。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不仅在非西方社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在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也曾经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例如韦伯所论述的天主教道德规范对借贷活动的压抑)。尼采式的道德虚无主义同样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正如尼采本人所论，道德虚无主义必然的前途只有两个：毁灭，或者对一切价值的重新评价。后现代派的批判家们例如福柯(M. Foucault)和德里达(J.Derrrida)正是沿着尼采“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的哲学走到对一切人类价值持否定态度的境界中去的(因为一旦价值成为“价值”，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制度igb压抑性”)。那么边沁式的“明智的效用主义”道德哲学是否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呢?否!根本的理由在于，当经济发展越过了’初期的“温饱阶段”之后，人们的效用函数马上会发生日益增大的分歧。人们不会满足于简单地在“吃”，“穿”，“任”，“行”这类货品之间选择并且达到效用最大。中国的孔夫子和西方的亚里让多德(Aristotle)都有过“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的观点。且不说人们在伦理实践方面会出现的巨大差异，仅仅从行为学派的观点看，例如当马斯洛(Maslow)所论的“自我价值实现”(self actualization)这类行为动机在效用函数中占据重要位置以后；人们追求自我福利最大化的选择就会呈现严重的“外部效果”(例如宗教团体在电影院门口示威反对放映有辱“上帝”尊严的影片；例如在公共场所焚烧国旗；又例如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关于环境与发展的争论)。换句话说，当经济发展越过了初级阶段以后，社会成员必须面对各种不同的基本价值以及价值选择问题，必须在各自的价值选择之间达成某种方式的谅解和兼容。效用主义之所以无力解决现代性问题及相应的道德危机，是因为效用主义的“善”是以给定价值为其“效用最大化”的前提的。效用主义道德哲学的对立面，后现代流派之一的“社群主义”，以其日益增大的影响力说明了效用主义哲学的贫困。社群主义者们之所以反对市场经济原则，因为他们相信各种基本价值之间不可能达成谅解和兼容⑤，这就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
哈耶克所主张的，并且汇合了后期的布坎南思想的道德哲学立场，我按照哈耶克本人的见解称之为关于“演进道德”(evo’lutionarymorality)的哲学⑥。演进道德所强调的是道德的“演进性”(evolutionality)，正是由于承认各种基本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相信存在着使这种紧张关系得以解决或转型的社会生存机制(上述第一种倾向下的第二个道德哲学立场)，才可能看到那个内在于社会道德传统的，促使道德传统不断演变的动力。
二、“均衡“的涵义
在东方和西方各主要思想传统的道德论说(moral discourse)中，占着主流位置的论说(例如苏格拉底[Socrates]，吠陀学派[Vedas]，和孔夫子)均强调“从知(to know)到行(to practice)”的关系⑦。这一思维范式在西方传统中尤具强大影响。笛卡儿(R．Descartes)从追问知识的“确定性”(evidence)开始，经过哲学沉思，认定了上帝的存在性，从而找到了一切道德的出发点。康德从使知识成为可能的“先验”条件出发，导出“实践理性”。在英美思想传统中曾经占据主流的休模道德哲学(即视道德为一种“感觉”[mo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