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80年代的前中期，可视为研究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值得注意的学术专著是吴承明的《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及李文治等人的《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前者考察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等问题，并讨论了明、清及近代国内市场的变化。后者则对明清时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特别是农业中雇佣劳动的性质问题进行了若干探讨。虽非研究城乡商品经济的专著，但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无疑有着指导意义。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年版）一书中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在当时是具有启示作用的。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中关于明清城乡商品经济、区域社会经济以及江西工商人口流动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是作者多年来从事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终结成果。而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实际上是对建国以来至80年代初国内明清城乡商品经济研究的总结。
资料集主要有陈忠平编、陈学文补订的《中国城（市）镇史论著资料索引》（1985年印）、张海鹏编的《明清微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业会馆碑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以及《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等，这些资料的编印出版，对研究明清城市、市镇史有重要帮助。
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约有70余篇，研究重点是江南市镇、港口城市、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及其与城乡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
樊树志《明代江南市镇研究》（《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认为，明代江南市镇的发展繁荣是与这一时期这一地区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分不开的；各市镇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形成一个市镇间的网络体系；这种网络沟通了乡村与市镇、市镇与市镇、市镇与府县城市以及本地与外地间的商品交流，通过农业产品与手工业产品的集散，把这一地区的经济纳入全国市场之中。陈学文《论明代江浙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温州师专学报》1981年第2期）认为， 江浙地区市镇的发展是太湖流域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与上古、中古时期作为政治中心、由政治因素所推动形成的城市不同，明清江浙市镇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有促进城乡商品经济和某种程度瓦解自然经济的作用；不过，它仍是封建性质的商业汇集地。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则认为，市镇不同于消费城市， 从形成途径说，城市（都市）是由于政权的力量、政治上的原因由上而下形成的，消费对象主要为贵族阶级；市镇则主要由于经济的原因，即乡村与商品经济联系的扩大，由下而上形成的；市镇有大、中、小的区别；其中，中小市镇居多，其基本格局是一线型，一河二街，店肆集中。对江南市镇研究，除了从宏观把握外，还有少量文章从微观入手进行个案研究。如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的一个专业市镇：濮院镇的经济结构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1期）、 樊树志《明清时代的濮院镇》（《江海学刊》1985年第3期）等。
珠江三角洲在明清时期也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区繁荣的商业、发达的农业，及其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叶显恩、谭棣华《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墟市的发展》（《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2 期）分析了明清这一地区商业性农业与墟市发展的情况，考察了墟市的分布网络、层次与功能，墟市的建立、管理及其与封建宗族的关系等问题。认为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过重的人口压力是农业商业化的催化剂；农业手工业商品化的程度、交通条件、人口密度等因素直接影响墟市的发展；明清珠江三角洲的墟市经历了一个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过程，已具有商品集散市场的作用，但封建宗法势力对墟市的控制也加强了。黄启臣《明清珠江三角洲的商业与商人资本》（《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 期）阐述了当时珠江三角洲商业与商业资本的发展规模、条件、背景、趋势和作用。罗一星《论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经济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 期）根据地方志中的散见资料，指出，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的发展史，打破了“先政治、后经济”的郡县城市的发展模式，体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许多具有时代意义的变化。他的另一篇文章《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学术研究》1985年第6 期）和蒋祖缘的《清代佛山商业繁荣的条件》（《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7期）、 《试谈明清时期佛山的军器生产》（《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等，也是关于佛山城市经济研究的重要文章。
澳门、香港兴于明代，后来发展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在东方的贸易中心。黄启臣、邓开颂《明清时期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衰》（《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 期）与《明清澳门对外贸易的特性》（《岭南文史》1984年第1期）， 以及黄启臣的《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澳门贸易的发展》（《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等文系统考察了澳门港兴起、 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政治、经济原因，分析了澳门对外贸易的殖民主义特征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认为葡萄牙租占澳门后，澳门成为广州贸易的外港与中西国际贸易中心，使东西方贸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李龙潜《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文史哲》1982年第2 期）和余恩伟《清代前期广州的对外贸易及其历史作用》（《中山大学学报》1983年第2 期）考察了广州城市的对外贸易活动及其影响，他们认为，广州城的扩展，主要是以外贸为主的商业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但它又是岭南地区区域性市场化的产物，是广东地区各市场的枢纽，其经济发展大大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带动了附近地区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和发展。
此外，还有许多文章对其他著名港口城市经济发展的特点进行了探讨。陈学文《明代杭州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其特色》（《浙江学刊》1982年第2期）认为， 宋明两代的杭州城市经济性质有一个巨大的演变过程，宋代的杭州属于比较典型的传统型大城市，而明代的杭州则是在商品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基础上振兴的，是以经济职能为主的新型城市。傅崇兰在《论明清时期杭州城市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 期）一文中，通过对明清与南宋时期杭州人口变化、规模盈缩、城市工商业和城市周围市镇发展的比较研究，认为在古代杭州发展史上，南宋不是它的顶峰，明清时也没有没落，而是向前发展了，大大超过了前代。林纯业在《明代漕运与天津商业城市的兴起》（《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天津之所以成为北方商业城市， 发端于明代漕运的兴盛和大运河的畅通，由于政治、军事中心北移，而经济中心仍在南方，为了尽快连接这两个中心，明朝统治者大规模发展漕运，漕粮转输皆以天津为入京通道，天津遂以其特殊地理位置而得以发展。
这一时期的研究范围还涉及到城市、市镇经济及其与农村经济的关系、城市经济发展的道路与特点，城市、市镇的经济功能及其构成，以及商品生产、商业资本、商人、商帮、行会、会馆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由于国内学者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时期，所以也表现出诸多的局限，城市多为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市镇多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的市镇，城乡关系并未引起太多注意，研究方法也显得单一化。
二
80年代后期，可视为研究的第二阶段，也是成果极为丰富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共发表论文、出版专著160余篇（种）， 主要成果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原有关于江南城市及城市、港口城市的研究均向纵深开拓。陈学文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对明清时期的南浔镇、乌青镇等江南市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力图从微观分析上把握其特点。林绍明《明清年间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华东师大学报》1987 年2期）、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市镇手工业的发展》（《南京师大学报》1987 年4 期）、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实态分析》（《学术研究》1988年1期）等文，从各个角度对江南市镇经济进行了剖析。 林文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管理机制的变化反映了市镇的繁荣和成长，但这种变化并没有促进市镇的发展，反而给它加上了更沉重的枷锁。陈忠平则指出，在明清江南市镇内部，手工业生产获得了普遍发展，其生产技术水平有明显提高，随着市镇手工业生产商品化、专业化的发展，雇工生产的大型手工作坊与手工工场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江南市场内部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