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年后，中美两国围绕知识产权再生争端，并又在美国规定的谈判最后期限即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６日，达成了《中美知识产权磋商协议》，结束了第二次中美知识产权的争端。
历史仿佛是在重演。但是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改善。中美两国第一次知识产权争端是围绕着“立法”问题，这次争端是围绕着“执法”问题。两次争端的中心问题不同，但都是通过谈判协调来解决，反映了在国际形势从“冷战时代”转为“冷和平时代”的情况下，全球科技经济走向一体化，各国科技经济既存在相互依存，又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一切国际争端都可以通过谈判协调来解决，可以避免彼此间采取贸易制裁和其它形式的制裁行为。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产生的第二次中美知识产权争端又结束了，但给我们留下众多启迪。
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国民意识亟待提高
我国改革开放实行已经１５年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已初成体系。我国在１９８３年实施了商标法，１９８５年实施专利法，１９９１年实行著作权法，在短短的１０年中颁布了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三大法规，完成资本主义国家花费几百年做完的工作。同时，我国在１９８９年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１９８４年加入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条约”，１９８９年加入“关于商标注册的马德里协定”，也初步实现了同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接轨。另外，我国最近又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规，采取了通过法制管理、行政管理知识产权管理协调机构的三种管理形式来增强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取得相当有效的作用。
尽管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制度和执法制度以跨世纪的速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国民意识却未能同步发展，而呈现滞后发展的现象，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呈现较大的差距。知识产权保护的国民意识是由历史传统、文化教育水平和科技经济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
１．从历史传统来说，虽然我国具有长达数千年的悠久文化和历史，拥有世界“四大发明”等古代的先进科学技术。但是长期以来，却没有产生和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许多发明创造或是通过“祖传秘方”“世袭”沿袭下来，或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或是大公无私地奉献给世界各国，始终未能形成激励创造发明的竞争机制。虽然到廿世纪初期在我国曾经出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萌芽，但是直到８０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才逐步建立起来。这种历史传统，自然而然地在国民意识中长期呈现知识产权保护的思想空白。因此，一旦从政府立法制度上完成我国这个跨世纪的进程，但是国民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观念上却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不仅需要有一个认识和教育的过程，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转变过程。
２．从文化教育来说，我国解放以来长期灌输一种“技术公有”、“知识共享”的思想，从小学到大学都没有将“知识作为有价值的商品”的观念加以教育，几十年来都接受了无偿使用他人的技术发明，无偿使用科研成果的作法。直到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技术作为商品、知识作为有价值的资本财富，才逐步地为社会各界所接受。但是对于政府制定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和条例，由于缺乏广泛深入地宣传和教育，广大群众尚不能具备应有的国民意识，不能积极主动地保护本国或外国的知识产权。例如在改革开放中，我国部分企业领导和技术人员，为了引进外资和技术，在接待外宾来访和进行外事谈判中，不自觉地泄露了我国传统产品的技术给外方人员，使我国的景泰蓝、宣纸、唐三彩等传统产品技术流入国外，造成在国际市场中我国这些产品面临强有力地竞争对手；另外我国许多名牌产品出口到国外，由于商标保护意识不强，被国外当地商人抢先注册商标，影响了我国这些名牌产品的继续出口。同样，我国部分地区企业也在国内仿制外国的产品，造成对外国知识产权侵权的现象屡见不鲜地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