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加入WTO进程的加速和中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 对外资的进一步放宽，外资可享受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除这些待遇之外，它还可享受国际法上的权利。这些权利和待遇构成了一国投资的法律环境。国际法上的保护构成了一国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跨国经济领域，由于没有权威的法律认定机构，在具体的问题上确立什么是国际法规则是非常困难的，不可避免地会夹杂有政治因素。当然，用国际实定法即条约，可以解决问题的大部分。国际投资中的一般国际法既要尊重东道国的主权和国际法原则、规则，同时，又要与国际经济、投资状况相适应。从条约的形成上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投资保护条约的形成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事业，迄今尚无涵盖国际投资各环节、各方面的综合性条约。因此，国际投资的法律保护仍由国内法制与国际法制共同构成。
一
迄今为止，在国际投资领域仅形成两个专门性公约和一个协定，但在国际法中，仍有其他保护国际投资，特别是海外投资的法律规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外交保护。对国际投资进行外交保护是国际法上保护的最原始方式。
一般国际法中有国家的属人优越权，即一国对本国人有优先管辖权，无论该人是在国内或国外。［1］（P216 ）外交保护权即由此衍生。外交保护权是母国对本国人在东道国受到歧视性待遇，或东道国有拒绝司法或执法不公时所享有的保护本国投资者的国际法上的权利。一国可以运用外交保护权来保护本国的海外投资。
但是，在一般国际法中，同时又有属地优越权，即一国对于本国的人或在本国发生的事件有优先管辖权，［1］（P216 ）在国际法体系中，这种相对的规则和权利并非限于管辖权，如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中亦有类似的情况，这是与国际社会中同时存在主权因素和非主权因素相一致的。“卡尔沃主义”就是依属地优越权而产生的，拉丁美洲国家认为外国人在东道国所产生的争议只能向东道国法院申诉和适用东道国法，以此来限制外交保护权的滥用。
虽然外交保护权的合法性是一般国际法所确认的，但外交保护权行使的合理性常遭非议，原因是外交保护行使的构成要件的判定者同时又是利益相关者。外交保护权的行使须具备三个条件：1.国籍继续，即受害者在受害事件始终，必须具有同一国籍，其本国才可行使外交保护权。2.用尽国内救济原则。3.东道国有明显的拒绝司法、司法不公或歧视行为。三个要件中，后两个要件的判定都具有模糊性，外交保护权的行使国与东道国常由此起争议，这也同时给外交保护权的滥用提供了可乘之机，大国或强国常据此排斥小国、弱国正当的管辖权。因此，外交保护权虽然是一般国际法上的权利，但它的法律确定性存在问题：1.权利的构成缺乏公正的确认者。2.权利的滥用缺乏制止者。在现代国际法缺乏确认者和制裁者的情况下，靠外交保护权不足以保护海外投资，因此需以多边国际条约这一成文法形式予以保护。
二
国际投资在东道国涉及资本审查、资本运行管理、税收管理、产业政策、进出口管理、外汇管制、投资争议解决等环节，这些均与东道国的经济利益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第三世界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运动的兴起，发达国家的海外投资与东道国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的争议日趋增多，如特许协议的变更、国有化的补偿等问题，这些争议和矛盾一方面使发达国家的海外投资者的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原有的经济秩序中，其正当权益可能会受侵蚀。
在解决国际投资争议中，原有的方法是司法方法和仲裁方法，二者均为国内法的方法。国内法的应用常被不利方指责为运用非法律的方法或法律不当，因此，需要有一个普遍承认的国际性权威机构。司法机构由于是属于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强行性，在国际私人投资领域中难以成立，而建立一个仲裁机构则是可行的。仲裁机构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1.管辖权依争议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即依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而生效；2.准据法的选择由双方当事人合意，未经选择的一般依最密切联系原则；3.仲裁者的组成由当事人共同选择。也就是说，仲裁是在裁判过程中加入了当事人的意志，而不像司法裁判排除当事人的选择，具有绝对的强行性。既然在裁判中加入了当事人的意志，当事人否定仲裁的效力就不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
1965年的《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的投资争议公约》（以下称《公约》），以国际仲裁机构仲裁或调解的方式来解决海外私人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基于投资的法律纠纷。《公约》是在限制成员的属地管辖权基础上的解决争议的方法，即成员国对成员国国民因投资所产生的法律争议而提交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的案件，在本国承诺的范围内均有应诉的义务。但与一般商业仲裁不同的是，成员国保留国家财产豁免的权利。另外，加入国可以在加入后以国内法或其他明示的方式对同意提交中心的投资争议的范围进行限定。
一般来说，东道国接受中心管辖是基于本国经济和外资政策的考虑，如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80年代以后加入《公约》，主要是为了本国吸引外资和加入公约有利于改善本国的投资环境。同时，也是由于《公约》加入了主权保护的内容，而非完全排斥国家主权。
另外，《公约》被普遍接受，目前已有100 多个国家加入《公约》，在国际投资领域形成了较统一的国际法，其主要原因是在发达国家中，投资争议一般是依私法规则进行处理，普遍采仲裁的方法，以此来体现私法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通过加入当事人的意志，体现当事人主观上的公正性，以当事人同意的方式来保护其利益。公约与这些国家的实践相一致。在投资的其他领域，各国的公私法分立状况不一，这在发达国家之间亦是如此。国家对外国投资的管理范围及严格程度不同，由于公私法的基本原则相异，在分属两个法律体系的投资行为中寻找共同的规则是相当困难的，这是国际投资领域难以形成一般国际法的最主要的原因。
发展中国家一般对外国投资实行较严格的管理，包括投资争议须受本国法院管辖和适用本国法，如“卡尔沃主义”。但另一方面，资本的主要来源地为发达国家，经济上的依赖性要求发展中国家按外国投资者的要求不断减少国家强制因素，增强当事人的自治权。投资争议是投资领域中与外国投资者利益最具关联性的问题，任何权利缺乏实现的手段都不能成为权利。对投资争议进行公正的裁决是保护国际投资的最重要的措施。因此，《公约》的制定受发达国家的态度的影响较大，其中最明显的是在法律适用中列入国际法规则。［2 ］这里的国际法仅指一般国际法或普遍国际法，而不包括特殊国际法。但是，在国际上，对国际法规则是有争议的，传统国际法因袭了罗马法中一系列私法规则，而这些私法规则是许多新兴国家所不能承认的，这也是造成一些发展中国家不愿加入《公约》的直接原因。
但是，《公约》又不可能置东道国主权于不顾，完全适用国际法，这与现行国际法不符。因此，法律适用的顺序安排是：1.当事人的协议；2.东道国的法律；3.国际法的规则。［2］因此， 发展中国家除了制定完善的外交法，还可在引进外资时以协议的形式解决争议的法律适用问题，以摆脱被动局面。条约虽然提供了解决国际投资争议的国际法机制，但其对国际投资的保护具有不完整性。
运用解决投资争议的管辖权必须得到成员国家同意。［3 ］因此，中心的管辖权依各成员国的具体同意情况而定，一般有下列几种情况：1.中心的管辖权仅限于特定的事项，如有关补偿数额的争议；2.限于某一范围；3.将所有有关投资的法律争议均提交中心。中心管辖权的不一致是与主权原则相适应的。《公约》之所以被普遍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公约》容纳了国家主权原则。
另外，中心管辖的争议必须是投资的法律争议。非法律性争议，即政治性争议和冲突，中心无管辖权。将争议区分为法律性争议和政治性争议是国际法的一个传统区分方式。［1］（P1）虽然， 对如何划分争议即法律争议的标准存在诸多争议，但毫无疑问，国际争议中确实存在着可依法律方法进行解决的争议。正如古罗马一句有名的法谚：任何定义都是危险的，［4］（P2 ）找出一种对法律争议与非法律争议的区分标准可能是无法实现的目标，任何绝对的区分对国际文件本身都是破坏性因素。［1］（P1）
尽管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的管辖权存在着不统一的问题和《公约》本身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是《公约》毕竟提供了一个解决国际投资争议的国际性权威机构。一国接受中心的管辖必须以其本国的主权利益为依据，即以本国的政治、经济状况而定。随着各国不断地将市场制度作为本国的经济制度和将吸引外资作为一项基本经济政策，中心的管辖在实践中也趋向统一和确定。
三
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原有的列强强加于一些民族国家的殖民经济制度被打破，建立了国家所有权制度，国家控制经济成为普遍的社会现实。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争论的焦点。发达国家要求以私法制度来保护海外投资，而发展中国家则依主权原则，要求依本国利益对外国投资进行控制和变更。如1962年联合国《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决议》，1974年《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同年的《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均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上述态度。这种国家间的矛盾是植根于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