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速度、质量与效益的关系
我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是以牺牲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代价的,这种发展模式在特定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但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分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及其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一些数据和案例指出过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以质量和效益为基础的发展方式的目标和要求,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
过去30年高速发展的背景及其问题
要说清楚为什么目前经济增速会慢下来,首先要说清过去30年高速发展的内在原因。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在特殊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个特殊的背景包括以下要素: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自由贸易,相对充足廉价的简单劳动力供应,公民市场意识、竞争意识的增强,以及权利意识、公平意识、平等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的相对淡漠等。因此,在对外开放的政策下,大批外资涌入中国,他们利用中国便宜且勤劳的劳动力生产了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向全世界销售。尤其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几乎全世界的市场都向中国产品开放,巨大的全球市场,巨大的国际投资,加上巨大的中国劳动力资源,造就了中国GDP的高速增长。
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确实给我国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实际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大大增强。但是,这种增长方式弊端和缺陷不少。首先,过去多年GDP增长率数值 很高,但劳动者实际收益不高。我国生产的产品很多,但收益被国际资本和国外消费者拿走了大头,本国政府的税收获得了小头,为GDP做出巨大贡献的本国劳动者仅获得微薄的工资。
最后,过去30余年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包括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这一方面使我国经济获得了更广大的市场,但另一方面也使我国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很大。一旦国际经济发生问题,我国的经济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所遭遇的震荡和目前经济增速下滑都与国际经济的波动有关。从一定程度上看,我国目前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与欧盟和美国等重要经济体的不景气有直接的关系。由于有效内需的不足,使我国经济的发展不得不受他国经济的拖累。
对于身临其境的中国人来说,上述情景也许并不生疏。但大家要问的一个问题可能是:“为什么我们会允许或接受这种情况的发生。”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从中国人对发展的渴望谈起。过去很多年,中国一直是穷国,但不甘心永远做穷国,因此要发展,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而在差距很大、条件不足的情况下,要赶上西方国家就只能靠在自我牺牲基础上获取发展的速度。因此建国以后我国有了“大跃进”、“超英赶美”等运动式的发展及口号。改革开放以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直接展现在我国民众的眼前,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因而坚信只有通过比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才能使我国尽早达到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发展速度成为了我国发展战略最主要的目标。
在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我们取得了GDP总量世界第二的地位,但同时也越来越多地遭遇到持续发展的障碍。应该看到,我们过去长期以来不计社会成本和环境代价,依托国内简单劳动力生产廉价商品,以此打开国际市场的发展策略,到现在基本上已经走到了尽头,不能继续支撑高速发展。即使我们想继续依赖这种路径,客观条件也不允许。目前经济发展速度的减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过去的发展方式在新形势下的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静下心来认真反思过去发展方式的问题和缺陷,寻找和培育未来发展的新动力。
对过去发展方式的反思
毋庸置疑,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有通过更高的发展速度才能在较短的时期里赶超发达国家。但是,过去我们对发展速度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偏误。
反思之一:GDP导向的缺陷。长期以来,我们简单地以GDP增长率来衡量发展速度,而相对忽略了其他的指标。在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发展统计指标中,GDP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对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考核中,GDP增长的数据也是最重要的标准之一。而国家和地方的官方统计数据中迄今为止没有将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纳入其中,这一指标自然也就不在对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考核标准之列。
GDP确实是测量发展速度的指标,但它只能测量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增加情况,而无法反应财富分配和对人们生活的实际影响。应该认识到,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要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要,而物质产品和服务只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这些手段能否达到最终的目标,还需要考察其分配和使用环节的情况。我国多年来过分地强调GDP指标,不少地方政府甚至只关注GDP的高速增长,而相对忽略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情况,以及财富的增加对人们实际生活的影响。这不仅是对经济发展的测量指标运用的不合理,同时也反映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式的不合理。
反思之二:如何对待当前发展与未来长期发展的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像一个永无止境的长跑竞赛一样,在每一个阶段上既要保持当前合理的速度,又要为后面的竞赛补充和积蓄能量。如果只顾眼前的竞赛而不合理地加速,必将导致下一阶段能量的提前消耗。经济发展虽然不能简单地与长跑比赛类比,但其 基本原理相通。一方面要保持当前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也要为将来的发展积蓄资源潜力,才能可持续发展。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在本国资源能力基础上选择合理的发展方式。国家的资源能力既要依托其固有的资源禀赋,也要通过一定的行动而推动持续性的资源建设。从前一方面看,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自然资源、技术资源等都不够充分,而以简单劳动力为主的人力资源相对充足。从实际情况看,我国过去的发展战略中比较重视眼前的发展,而对未来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重视不足。从短期发展看,最大限度上利用我国简单劳动力,可以在一定时期内获得较高的发展速度。但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仅仅依靠简单劳动力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因此,为了获得长期发展的动力,我们必须向科技投入,向人力资本投入,让更多的人接受更高的教育,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培训,并大幅度提高国民健康水平。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更多的长线投入,而这很可能会影响短期经济发展的速度。这就需要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应该在当前的发展速度目标和未来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间做出平衡。如果只着眼于当前的政绩而过分追求GDP的增长,则可能忽略长期发展潜力的培养和积蓄,其结果必然是短期GDP看上去不错,但将来持续发展的能力不足。然而,在我国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考核标准中设立了GDP增长率等具体的指标,而对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却没有具体的指标,因此导致地方政府和官员对当期的GDP更加重视,而对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重视不足。
反思之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始终没能得到很好解决。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确定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思路,将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集中到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这本来是对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拨乱反正,但后来在一定程度上被误读为可以只重视经济发展,不重视社会发展,或者说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可以牺牲社会发展。结果在过去30年中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社会发展方面却乏善可陈。经济总量已经坐到了全球第二的位置,但社会发展却仍然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全世界都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强国,但却无人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发展水平高的国家。
在过去30年中我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在很多指标上甚至还有所倒退。近年来,社会发展问题已经得到中央的重视,社会建设已经被排在与经济建设并列的五大建设之中,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正在出现好转。但是,具体的社会发展规划水平仍有待提高,促进社会发展的具体行动力度仍不够大,许多地方在社会建设方面仍是口号远大于实际行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仍未从根本上得到纠正。例如,过去长期以来我国的民生事业和社会福利水平一直很低,近年来对民生事业的投入刚刚有所增加,马上就有一些“警惕福利国家陷阱”的言论。事实上,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我国各级政府公共财政对社会发展的投入水平还很低。2010年我国各级财政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以及住房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加在一起,只占到GDP总量的7.19%,①而同期欧盟27国在这方面的平均财政投入占其GDP的三分之一以上。② 这些数据说明,我国在民生事业方面的投入水平还远低于发达国家,离发达“福利国家”的高福利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仍是民生事业和福利水平严重滞后的问题,而不是福利水平过高的危险。
这些情况说明,我国各级政府对社会发展的实际重视程度还存在不足。客观上看,政府财政对经济建设及其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投入可以取得直接的GDP收益,而投入到社会建设方面的直接经济收效不够明显。这导致不少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将社会发展看成是“软任务”,将社会建设看成是花钱的事情,对其重视程度远低于“挣钱的”经济建设。但是从长期发展看,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最终要通过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才能更好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获得最终的收益。同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未来我国经济发展要更多地依靠高素质的劳动力,而要提高我国劳动力的素质和人力资本总量,其根本途径也是要通过更高水平的教育、健康、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
确立在质量和效益基础上的发展速度
在经历30年的高速发展后,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 发展阶段中,过去发展的环境和条件都不同程度发生了改变,这要求我国新的发展战略必须基于新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发展目标。在新的发展阶段里,我们仍应该保持并进一步提高发展速度,继续重视GDP的增长。但本文强调,在未来的发展中仅靠速度难以保证赶超战略的成功。要成功地实现赶超战略,还需要几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发展的质量,二是发展的实际效益。同时,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应该更加均衡,应更重视GDP指标与其他发展指标之间的综合和平衡,寻求建立在质量和效益基础上的高速发展模式。
新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如前所述,过去30多年的发展是基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市场,国内劳动力充足,民众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较强,但权利意识、公平意识、平等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相对淡薄等背景和条件。但在新的发展阶段里,这些背景和条件正在发生改变,新的环境和条件正在产生。
首先,在过去30年里我国经济面临着较为有利的国际市场。我国对外开放的策略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资,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消除了很多国家对我国的贸易壁垒,扩大了我国产品的国际市场,而我国相对便宜的劳动力生产的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满足了海外市场的需求,并且与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形成了互补关系,获得了发达国家市场的认可,极大地带动了我国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但目前国际市场条件正在发生改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欧洲债务危机和欧美国家经济状况不佳,使我国的出口受到明显的影响。从长期看,国际市场对我国制造业的低端产品需求潜力不会无限制的增长,因而我国依托海外市场的低端制造业发展将缺乏增长后劲。要适应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必须要改变依靠低端制造业的发展策略,将未来的发展定位于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上。我国的经济发展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将逐步从过去以互补为主的关系转化为更加直接的竞争关系,这将改变我国产品的国际贸易环境条件,导致更多新的国际贸易摩擦。能否建立新的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对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其次,我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有效地利用了我国充足的劳动力,劳动力供应的充足不仅为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而且还使外向型企业有效地控制了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但这种特定阶段的“人口红利”目前正在弱化。在未来20年里,我国人口老龄化必将加速,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明显降低,因此很难再维持过去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再加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工资福利水平势必提高,很难继续维持低成本劳动力的发展模式。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将使我国外向型制造业很难维持竞争优势。这也使得我国未来的发展不能再沿袭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策略,不得不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去保持国际竞争的优势。
一、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现状
在当前大多数有关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中,均采用了基尼系数这个分析工具,并以此来描述。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并具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据测算,我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1996年为0.424,1998年为0.457,2000年继续上升为0.458。根据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4以上表示绝对不平均。按此标准来判断,我国早就进入绝对不平等区间。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贫富悬殊差距已越来越严重,最高和最低收入相差33倍。
二、中国收入分配不公表现及原因
一是劳动力流动中的体制性歧视。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性歧视,源于计划经济早期的城乡分割体制。在城乡经济一体化或城市化 逐步形成的趋势下,原有体制中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身份性歧视并没有根本改变,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农民的身份在就业、收入分配以及公共品分享方面,仍然受到相当程度的歧视待遇。
二是缺乏有效的劳资协调机制,中下阶层缺乏表达诉求权。我国在转型经济体制中,虽然按劳分配依然被强调为主体地位,但相应的体制设计还很不完善,甚至有些方面存在严重“缺位”现象。特别是劳动集体谈判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劳动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三是垄断行业对分配关系的扭曲。行政性垄断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部分行业归口管理演变而来。这是目前我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也是对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关系的重大扭曲。
四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影响。相对于经济市场化进程而言,政府职能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集中表现为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越位。目前社会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是一些突出的表现。
完善收入分配机制的基本思路及对策措施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针对以上原因,提出选择和设计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的基本思路,并采取积极的对策措施显得刻不容缓。
完善收入分配机制的对策措施
在上述完善收入分配基本思路的框架下,要积极采取各种强有力的措施,特别是完善收入分配机制的对策措施,以保证形成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合理分配制度和有效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实现。
1.大力营造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在坚持市场化导向驱动的收入分配方向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机制,最大限度地体现收入与贡献的对等。特别是要适应人才争夺国际化的客观要求,推动知识产权的货币化和资本化,强化股权、期权激励,逐步使人力资本价格与国际接轨,提升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竞争力。
2.构建以就业政策为积极手段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调节,不仅仅是二次分配的问题,首先应该在一次分配上就予以调节,主要是增加就业。如果不能实现更多的就业,在二次分配中实行的收入差距调节作用是极其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 ,就业政策应该成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最有效的工具。
3.在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要形成有序渠道的城市进入机制。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依靠农业收益来改善其收入水平的潜力也不大,惟一的现实途径是通过城市化的大规模转移,改变农民的身份,进入城市的非农业产业部门。因此,加大城市化力度(其中有可能包括土地政策调整),打破人口流动壁垒,实现大规模的农业过剩劳动力的转移,是控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最有效途径。
二、 政治建设
八大报告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在今天的《十八大报告解读》中,我们继续邀请区委党校哲学政治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林建华围绕推进政 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新思路为我们进行解读。
十八大报告鲜明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这就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按照这一总体思路,报告提出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的位置。
报告提出了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抓好的七项重点任务: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学习十八大报告第五部分,特别引人注意、需要强调有三点
一是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并将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内容进行了阐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提出,丰富了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指明了正确方向。
二是提出“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特别是提出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等,对于保证党和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提升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三是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这就从根本上回应了人民群众的热切愿望和期待,从而把社会主义法治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它贯穿在整个报告之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三、文化建设
抓住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环节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实现这一重大战略目标,必须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增强文化建设本领,抓好几个关键环节。
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是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支撑,就谈不上文化的真正发展;没有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自内心的认同,就谈不上文化的凝聚力。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才能实现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所以,建设文化强国,关键在于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使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使全国各族人民为了国家的发展振兴而共同团结奋斗。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在历史上我国曾经是一个文化强国,我国的价值观念、制度文明和艺术文化等对周边国家乃至全世界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当今世界,衡量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一个国家的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特别是其价值理念、发展道路、国民素质、国家形象等能不能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能不能赢得更多的国际认同,能不能占领世界文化高地。 因此,我们需要着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深入把握文化交流规律,进一步加强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增强我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激发文化创新活力。我国文化资源丰厚,是文化产品生产的大国。建设文化强国,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创新的规律,进一步激发文化创新活力。不解决创新动力不足、创新活力不够、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文化产品数量再多,也不能说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文化创新活力,关键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激发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努力培育、引导和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和文化消费能力。一方面,应在大胆利用各种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创造贴近时代、贴近生活、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应提升全社会的文化品位,激发有思想、有影响力的文化创作。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大力增强创新意识、培育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力、营造创新环境,激励文化工作者不断创造精品力作。
文化强国的重点是文化强民。围绕这一问题,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深刻理解文化强国的含义。文化强国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靠文化强国,即把文化作为手段;二是建成文化强国,即把文化作为目的。为此,一方面应充分发挥文化在强国进程中的巨大作用。文化在强国进程中可以发挥三种作用:一是推动作用,即提高素养、更新观念、凝聚人心、振奋精神,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二是组成作用,如文化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文化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引导作用,即引领时代潮流、引导社会思想观念、引导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应着力构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强国有一些具体的标志,比如文化事业全面繁荣,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比较完善,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等等。现在我们与上述目标还相差较远,需要努力奋斗。
建设文化强国必然要求文化强民。一方面,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建设文化强国的目的就是丰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努力使文化建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另一方面,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是文化强国的重要表现。为此,应提高全民的文化层次,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平,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总体而言,当前全社会的文化素质相对偏低,科学精神普及还不够,存在一定数量的文盲,不爱读书的现象比较普遍,社会道德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都需要靠发展文化来改变。所以,文化强国重在文化强民,即用文化造福群众、提高群众。
文化强民应找准着力点。一是优先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承担着文化强民的重任。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我们欠账较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一定要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作用,让每一个公民都能享有公共文化服务。二是推动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协调发展,即在发展文化的同时推动教育、科技、卫生共同发展。三是各级政府应重点加大对基层、农村的文化投入。目前,最需要加大文化、科技、教育、卫生投入的是基层,即城市社区尤其是广大农村。在文化方面,农村缺少文化设施、文化人才、文化生活;在教育方面,农村缺少高质量的学校、高水平的教师、良好的学习环境;在科学方面,农村缺少科学氛围、科普人才、科普教育;在卫生方面,农村缺少优质医疗资源。这些都需要各级政府来牵头解决,应确保财政支出的重点放在最需要用钱的基层。
四、社会建设
加强社会建设的价值定位
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 障。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
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这个‘必须’揭示了社会建设的价值定位,揭示了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加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与社会和谐稳定息息相关。”龚维斌说。
加强社会建设的工作重点 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这个‘必须’阐明了社会建设的重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自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社会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社会管理得到重视和加强。针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新情况、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这是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五有”目标。
十八报告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战略部署:
一是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大力促进教育公平。
二是要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一方面要积极扩大就业,另一方面要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增强就业的稳定性,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三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这表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最重要的任务是增加居民收入。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报告中唯一一个约束性数量指标,是党中央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
四是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保障关乎人民生活、关乎调节社会分配。过去10年,我国现代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但是,社会保障还存在着城乡制度分割、不同人群参保率差异较大、社会保障基金来源渠道单一等多方面的问题。今后,社会保障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五是要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要求,重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社会建设中四个“突出”特点
四个突出特点。
一是突出了更高水平的民生保障。首次提出要办好学前教育,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首次响亮提出健全全民医保体系,要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
二是突出了体制机制和法制的重要性,特别强调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是社会管理体制,还是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都需要有纳入法治化轨道;要依法防范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三是突出了政府责任。首次提出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提出要健全社会保障经办管理体制,建立更加便民快捷的服务体系。提出要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
四是突出了公平正义。要求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 斜,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而不是仅仅限于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提出要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和完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障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提出要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机制。
五、 生态建设
人类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
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是两个在含义上十分相近的概念,有时人们将其混用,但严格说来,生态环境并不等同于自然环境。自然环境的外延比较广,自然环境包括人类生活的一定的生态环境、生物环境和地下资源环境。各种天然因素的总体都可以说是自然环境,但只有具有一定生态关系构成的系统整体才能称为生态环境。仅有非生物因素组成的整体,虽然可以称为自然环境,但并不能叫做生态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环境仅是自然环境的一种,二者具有包含关系。“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党代会报告中少见的这种动情的叙述方式着实令人动容,也体现了对待自然的基本态度。
改造自然、战胜自然曾经是家喻户晓的口号,然而发展中日益显现的问题使我们明白了,人定胜天只是一句豪迈口号,要生存,必须保护自然。我们强调,不仅要保护自然,还要尊重自然,我们更急切地希望修复遭到破坏的自然。过去,我们对自然占用太多,破坏得太重,而现在,我们需要给自然以修复、疗伤的机会。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而且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怎样才算是以自然恢复为主?首先就是要尊重自然界的各种规律。过去一说生态修复,总有人强调建设。其实,修复也必须顺其自然,尽可能恢复原有生态面貌和功能。修复成功与否,取决于是不是真正停止或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为干扰,而不是搞了多少所谓的建设。
“美丽中国”目标如何实现?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五位一体的高度来论述,也彰显出中华民族对子孙、对世界负责的精神。
要实现真正的国富民强,必须守住“绿水青山”。那么,如何实现“美丽中国”?报告也给出了答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不仅是当今世界的主流观念,也越来越受到我们党的重视。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首次被写入党代会报告,就是向世界宣告:我们要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降低能耗和物耗,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我们要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相协调。
生态产品谁来提供?
基本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政府必须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去年召开的第七次全国环保大会上的讲话首次将环境保护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从理论上明确了提供具有公共服务属性功能的环境产品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
而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不少代表发现,在提到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时也提出要“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作为公共产品的良好生态环境,包括清新空气、清洁水源、安全食品——这些都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必需品,是消费品,而各级政府理应成为第一生产者、提供者。“生态产 品”的概念首次亮相党代会报告,体现了党对人民群众渴望优质生态产品、优良生态环境迫切需求的积极回应,同时也对各级政府加大环保投入、保障基本环境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将生态环境质量纳入基本公共产品范畴,从理论上明确了生态环境的显性价值,同时,提供生态产品应该是政府的职责,是公共财政保障的重点,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补助的考量因素;也要求我们从实践上按照统筹城乡、梯度推进的原则解决农村、农民的环境问题,要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解决农村、农业领域小而分散的污染问题。对地方政府而言,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把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底线,作为衡量又好又快的“好”字的最基本要求。
对于“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具体内涵,十八大报告作出了清晰诠释:经济建设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
政治建设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文化建设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前进;
社会建设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生态文明建设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五位一体”总布局,是一种辩证的思想体系,五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只有坚持“五位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协调发展,才能形成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公平、生态良好的发展格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