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与《米》中的社会环境对主人公心灵世界的影响
余 江
（宜宾学院中文系 四川宜宾 644007）
摘 要：与个人动机有着密切关系的是社会环境或社会条件。社会环境在塑造人们的性格和人格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吸收周围所有的信息和影响,并把这些因素融入到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之中。《红与黑》中的于连和《米》中的五龙作为平民个人奋斗者受社会环境影响及其心灵世界又有异同之处，又有共同的归宿——他们俩人所追求的东西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制约。
关键词：社会环境；自卑情结；归宿
时间对作家和作品的评判，是最无私而又公正的。回顾1830年11月15日，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在法国巴黎问世以后，歌德认为它是司汤达的“最好作品”，并赞作者的“周密的观察和对心理方面的深刻见解”；托尔斯泰“对他的勇气产生了好感，有一种近亲之感”。而在本国却被报纸评论几乎同声谴责据信应由作者负责的小说主人公于连的“道德残忍”，遭到十分冷漠。[1]在中国21世纪初，尘封了十二年的苏童的长篇小说《米》却因由此书改编的影片《大鸿米店》再一次引起人们评论的焦点，特别是关于主人公五龙的好与坏，赞誉与批评，理性与感性……笔者认为不能仅仅靠三言两语对某一作品的某些方面作出评析，且于连和五龙作为平民个人奋斗者又有些共通之处，现仅从两位主人公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其心灵世界的影响异同来进行浅析如下：
于连和五龙的社会环境
司汤达的小说一向重视将主人公置于同其性格的形成和命运的发展密切相连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红与黑》在这一点上尤其成功。《红与黑》中的维里埃尔市是司汤达杜撰的一个外省小城，他在小说一开始“构筑”这座大部分居民“更像农民而不象城里人”的小城时，很好地再现了上述特点。这座小城首先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条湍急的流水供给动力的无数间锯木厂，“这是一种非常简陋的工业，给大部分的居民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舒适”，“自从拿破仑垮台以后，就是靠印花布的制造，几乎维里埃尔的每一座房屋的正面都整修一新”，资本主义关系越来越深地渗入依然是农业国的法国广大农村。“提供收入”这句话，决定了维里埃尔的一切。这四个字代表了那城市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的习惯思想，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成为他们思考问题的主要依据。司汤达在《论〈红与黑〉》这篇文章中说，他这部小说是“认真地描写19世纪最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历届政府所带来的风气”，是描写“1814至1930年的波旁王朝所留给我们的这个严肃的、尊重道德的、愁眉苦脸的法国”。在小说中，腐朽黑暗的教会，阴险伪善的神父，黑幕重重的巴黎，专横毒辣的贵族，勾心斗角的政界，贪污腐化的官吏，“有利可图”的思想，卑鄙庸俗的资产者，无不通过作者现实主义的描绘呈现在读者面前。可以说在这部作品里既看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巨大成果，拿破仑帝制的深刻影响，更看到了王政复辟时期社会生活及政治斗争的面貌。[2]
《米》，其背景是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旧中国社会，地主、土豪、官僚、军阀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夹杂着贫穷、愚昧、残酷、仇恨、无知。唯利是图的米商，独霸一方的六爷，奸猾残忍的阿保，拿钱办事的土匪……尔虞我诈的黑暗旧中国社会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在经济落后宗法社会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中国的农业经营是小农的经济，故以自耕农、佃户及自耕农兼佃户为最多，此等小农因受外货侵入、军阀横行的影响，生活日感痛苦。一个逃离饥荒的农民通过火车流徙到城市，最后又如何通过火车回归故里，伴着一个家族三代人的颓败，乡村与城市的纠缠和冲突随着食欲的满足而又陷入性欲的陷阱。
《红与黑》和《米》中，作者给主人公“建构”的社会环境及影响有其两大异同点。首先，于连和五龙都出生于贫民家庭:于连是木匠家庭中不会干好活且常遭父兄打骂的对象,五龙是逃荒的农民、孤儿,都受人歧视。俩人虽都出生贫寒,但于连生于资本主义关系越来越深地渗入依然是农业国的法国广大农村，处于黑暗的法国王政复辟时期,尖锐的阶级关系与紧张的政治空气中；五龙则在旧中国宗法社会中深受各种压迫，比较而言,于连所处的社会环境要比五龙的环境复杂的多。第二,于连和五龙都是作为反抗者形象，但小说中具体建构的法国的社会环境和中国社会环境由于发展方向,时代的差距、国情的不同导致于连和五龙的发展的目标、反抗的对象及层次也不同。司汤达是资产阶级作家，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终归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关注的是法国复辟王朝时期整整一代青年的苦闷、追求和厄运，于连是一个个人奋斗的形象,反封建的小资产阶级,希望在上流社会赢得一席之地。高尔基说得好：“于连是19世纪欧洲文学中一系列反叛资本主义社会的英雄人物的“始祖”[3]；而苏童站在今日的社会主义中国角度建构旧中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历史背景，把五龙（一个小农意识强烈的农民代表）放在这一社会环境中“思考和面对人及人的命运中黑暗的一面”。 [4]
马斯洛认为:环境在塑造人们的性格和人格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吸收周围所有的信息和影响,并把这些因素融入到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之中。我们的态度、价值、信仰、兴趣以及与他人联系的方式——所有这些及其他的特质都要受家庭、朋友、文化等的影响。而且，与个人动机有着密切关系的是社会环境或社会条件。[5]笔者个人认为：于连和五龙两人所追求的东西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制约。崔卫平曾说：“一个人思想的起点，肯定和他所处的现实有着血肉联系。”[6]所谓的改变自己的地位、身份及获得尊重等都是不确切的，不变的，在他们全部社会生活中,希望被爱、被人接受、被人尊敬，适应社会整体，得到他人的奖赏，这一切都是人的天性。“促使你行动的驱动力不是来源于你自身，而是来源于自身之外的力量。这里的关键是你自我意识的程度。（目标的）选择要求你能意识到社会的压力和期望，你能有意识地选择如何对它们做出反应。”[7]人的行为是外部操纵的结果----即社会环境的影响。即使可能认为自己是在进行真正的自由选择，但实际情况可能是自己对内在或外部强制力的反应所做出的一种“虚假的选择”。因为自己没有意识到对自己的行为产生影响的某些因素，所以“生活在玩偶的幻觉中，你的每一项活动都受看不见的提线的操纵。”[8]可以这样认为，于连和五龙生活的社会环境就是那根“看不见的提线”。
在一个把实利看的高于精神的社会中,个人性格的形成和完善必然受制于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9]生活环境不过是对我们产生的一种间接影响，每一个人的心灵也并不全合乎他周围的环境,各人都活在他自己的心灵世界中。[10]正如苏童所说的：“《米》是我第一次在作品中思考和面对人及人的命运中黑暗的一面。这是一个关于欲望、痛苦、生存和毁灭的故事。”[11]
于连和五龙的心灵的异同世界
自卑情结。于连和五龙都出生于贫民家庭:于连是木匠家庭中不会干好活且常遭父兄打骂的对象,在市长家及有幸混迹在巴黎所谓的上流社会中更是残遭鄙视；五龙是逃荒的农民孤儿,最初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荣格曾说：“不是人支配着情结，而是情结支配着人。[12]于连和五龙都受人歧视，也使他们有着极其敏锐的平民阶级意识。于连清楚地看到自己是一个“可怜虫”，“没有保护人，也没有钱”。地位不同、阶级不同的观念时时刺激着他，他唯恐自己因平民出身而受到上层阶级的轻贱。听到市长答应给他的待遇时，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愿意当佣人”，第一个问题是“我跟谁同桌饭呢？”当德﹒瑞那夫人建议给他一点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