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这次南巡讲话震动了北京，在那里，各种噪音戛然而止。不久，国家就正式宣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并正式建立起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相应地引起了经济的股份制改造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这样不仅使中国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也使资本主义国家大为吃惊，它们不能不对中国刮目相看，采取静观态度，不敢轻举妄动。这就是邓小平之所以为邓小平。
自此之后，主要就是依靠经济领域的改革并辅之以其他方面的改革，特别借助于科技的进步和外交上的努力，奠定并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中国终于重新崛起于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经济连年以两位数增长，使过去那些“保四争五派”(即认为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只能达到4％争取5％)哑口无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中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科技创新能力大为增强。不要忘记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国目前的科技创新能力大体可以举出如下诸项作为标志:嫦娥1号发回了月球照片，首架自主知识产权支线飞机下线，动车组飞驶大江南北，冀东南堡10亿吨大油田被探明，国家巨资建设12项大科学装置，自主研制的第三代战机歼－10亮相，等等。
经过三十年改革，中国的现状已引起了世人的注意。举一个例子，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1月8日)有一篇文章指出:“在政治上，中国并没有受西方多大的影响，不断摸索着自己的道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这种新型发展模式不仅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认同和接受，而且也对俄罗斯这样的新兴民主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依我看，这也可看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描绘。
我国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还只是刚开始
到了这一步，有人以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差不多了，中国已经处于内外交誉的“盛世”。这可称之为“盲目乐观派”。其实，我国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还只是刚开始，就是经济改革本身的“转型”也还没有全部完成。
例如，在我们这个有十三亿人口并且地区差别极大的大国，整个市场操作体系有待建立和完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有待制定并经受实践检验。目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总的说，只是为建设真正的民主法治社会(它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开拓了空间，为进一步改革(包括文化教育体制方面的改革)打下了基础。现在，政治改革方面的各种问题已经向我们提出来了，如何发展民主成为人们集中谈论的话题。例如，如何铺开乡镇直选并进行县级选举的试点，如何保障人民的各种权利(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如何精简国家机构实现大部门制使之接近人民，尤其是，如何逐步推行各级选举制以代替长期存在的层层委派制。
这里特别要提到如何改善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这是一个有关政体的大问题，也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首先应当说，民主集中制是一个好东西，我们不是只要民主不要集中。根据如上所说，我们是一个多人口、多民族、并管辖不同地区的大国，为了保障国家的统一和政局的稳定，必须有集中，没有集中就没有统一。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过去对民主和集中的关系认识有误，甚至把两者的关系弄颠倒了。民主和集中，应当说，民主是第一位，是主体，集中则是民主本身的集中(例如，民主产生人民代表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各级行政执行机构等)。因此，集中不能凌驾于民主之上，成为高高在上的指导者和发号施令者。集中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反过来就应当服务于民主即服务于人民，就是各级领导者都应当成为人民的公仆。过去我们把两者的关系弄颠倒，实际上是以集中压民主。这就导致权力高度集中于领导者之手，领导权力既无监督亦无制衡。这种权力垄断势必使特权横行，特权成为贪污腐败之源。这是我们政治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这个问题要作专题研究，这里不多说。
应当常怀忧患之思而暂离“盛世”之说
这里我倒要向那些“盲目乐观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不仅我们许多领域的改革正待进一步展开和深入，就是已经过初步改革的某些领域也出现了新的问题:由于缺乏审慎的研究，某些改革已显出措施失当，以致弊端丛生。如教育部门(主要是学校尤其是大学)出现了三大弊:市场化、官场化、大规模(将大学合并成无个性特色的超级大学)。这是中国教育的大伤。我国的国有企业已陆续告别了行政级别，告别了官本位。相反，我国一些较有名气的大学却陆续套上了行政级别，进入了官本位，首先使校长(连同党委书记)戴上某类并不算荣耀的“官帽”，貌似升格，实际上是降格，即使这些学校丢掉了自身本应具有的独立的社会地位和本应享受的较优渥的生活条件，在学校内部造成一种追逐官位的风气，有造诣有名气的学问家反被轻视。这便远离了办教育的宗旨。以此欲求文化学术之繁荣，其可得乎？
我国的改革当然有令人注目的成就，我们的国力随之大为增强，我们已是堂堂世界大国。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种社会差别尤其是城乡差别还相当大，广大乡村发展之路还很艰难。因此总体上，正如一位外国评论家所说，中国是“一个既富有又贫穷、既强盛又脆弱的大国”。毫无疑义，我们正在富有和强盛起来，但贫穷和脆弱的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国家还有不少不确定因素。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应当常怀忧患之思而暂离“盛世”之说。我们的改革尚未及半，目前正在进入“深水处”，各种扎根很深的复杂问题正在浮现出来(包括上面所说的某些改革措施尚需再改革)，这些问题都要用进一步的改革去解决。因此，改革不能停顿或半途而废。就外部环境说，世界的格局和形势正在激烈变动中，多极世界并非有序形成，各种势力正在较量中，许多问题难以预测。而在我们身边，“台独”更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三十年来，在和平共处既定方针的基础上，我们的外交政策多有改革，日趋成熟，能够适应全球化形势和从容应对这个领域的骤风疾雨，不负大国的声誉，世界影响力日增。我们不搞霸权只求和平，但外交领域所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日益增多，敌意和隐患并未在我们面前消失，因此我们必须更加谨慎小心地对待这个领域的问题，坚定地为世界和平与正义而努力。
总之，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形势大变，不仅社会主义以崭新发展模式稳稳地站住了脚，我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我们正在崛起，这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事实，但“盛世”之说为时尚早。许多挑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有些还是相当严重的，因此忧患意识必不可少。忧患意识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