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校长、许校长，感谢你们热情洋溢的讲话，感谢你们对我所表示的热情友好，也感谢你们对哈佛大学代表团表示出的热情友好。
我相信，哈佛大学代表团这次北京之行是有史以来我们访问中国最大的代表团。我认为，这表明了中国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这也表明了我们共同的努力：追求知识，教书育人。能来到中国和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访问，我感到万分激动。更令我高兴的是我能有机会与这么多的学子谈谈他们将要继承的这个世界。
如果你们认真思考我们在大学所做的一切，如果你们能认真思考全球化这一现象，我想我们今天的特殊地位和全球化现象已清楚地表明全世界正在进行一种深刻的转变。这就是：与以前相比，知识对人类活动的每一方面来说都变得越来越重要。想想我们周围的一些例子。我坚信，两个世纪以后，当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被载入史册的时候，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只能在历史书中被放在第二位。被放在第一位的应该是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十几亿或者是近二十亿人迈入了现代化的社会；是十年之内人们的生活水平双倍的增长，而且又是在十年之内亿万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增长。我相信，在人类历史的第二个千年，这一事件足以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相媲美。
这些增长的中心是什么？这个中心是中国。中国在近两个世纪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中心也是知识，是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因为在欧洲和北美洲根本找不到一个国家能象中国一样在上一个十年之中以及上上一个十年中有如此快的增长速度。
这反映了现代科技为融合提供了巨大的机会。这也反映了知识的力量。有些事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人类历史阶段，科学有能搞明白疾病产生过程的潜力。在我们在座的人能看到的日子里，科学有潜力在每一个分子的层面上搞明白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是什么让人类痛苦和死亡，并且能发现一些可操作的方式，找到治疗这些疾病的办法。在我们活着的这一时代，我们能够比其它任何人类历史上的时代更有能看到医学进步发展的潜力。
这一切还与什么有关呢？它还与知识的增加有关。我们知道知识是在不断增加，知道学术研究的过程，也知道知识在寻找其并不明显的用途的过程。我们知道善于发现新奇事物这种天赋的作用；我们也知道各种机构的作用。
让我对知识进行一个总的评论，这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说出最有用的知识是从何而来的，你无法预测它来自何处；你也无法设计一些程序来找到最有用的知识的形式是什么。
让我给大家举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也许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在大学教授的最抽象的科目是数学。也许在数学领域中被运用的最少的是数字理论，即对数字的研究。你们中间任何一个发过email的人都会从在近二十五年中发现的数字理论中获益，因为关于素数（译者注，术语：只能被1和该数本身整除的数）的研究是编码计算程序的基础，这种计算程序是今天每一方面的电子通讯和电子交流的基础。这些，都来自于我们所拥有的最抽象的一类知识。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例子。这个例子来自于局势很困难的那部分世界，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我们举这个例子似乎有些奇怪。这些年来，美国对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之一就是1978年在戴维营就中东冲突在以巴双方达成的协议。很显然，我们并不是今天中东地区和平的唯一途径，但是那是通向稳定的重要的一步，据参与过这次谈判的人说，我们的总统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是他能促成以巴和平的关键。这种能力就是他能从每一个被争议地点的《圣经》名称及其在《圣经》中的作用谈起。对宗教的研究和对2000年前历史的研究，看来抽象和深奥，然而，这些知识对一个关键的、实际的成就来说是很重要的。
人们可以不停地从大学的几乎每一知识领域来谈论知识的重要性，但是，我认为有一类知识是我们很难掌握的，那就是预测哪一类型的研究、哪一类型的纯理论的探索会对未来社会做出最巨大的贡献。但是，同样地，正因为我们不能预言到哪一类型的知识会对我们的社会做出巨大贡献，我们才能有信心地预言,新知识、新观点、新方法和聪明的想法对我们的未来是很重要的。
很显然，这种对知识创新的追求不只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学里，而且出现在商业机构的运作中，这些非常实际并为利润驱动的机构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为自己做着筹划。不久以前有一次，我与美国一个名牌大学的天体物理学教授聊天，他问我，哪个机构雇用的博士毕业生最多。我认为，有可能是哈佛大学，也有可能是某个天文台。而他给我的答案是摩根·斯坦利，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这家银行过去一直在搜寻那些极其有资质，非常有能力做数量研究的人才，因为这些人能在金融市场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的确，如果我们看看这些一流的商业机构，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正在不断地寻找非常有创造力、受过最好的教育、资质超群的人。的确，如果我们看看世界上一流的机构，我们就会发现他们越来越多地开始具有一流大学的一些特质。
那么，一流大学最典型的特色是什么？首先：思想的价值是通过思想者所拥有的品质来判断的，而不是通过他们的地位来判断的。哈佛大学的教授希望他们的学生能做一些创新的东西。当学生做研究验证某一教授提出的假设或理论时，这个教授当然希望这项研究结果出来后会证实他的假设而不是推翻它。教授也是人。然而，无论研究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教授会坚持认为这项研究很重要，值得一做，值得提出，也值得发表。我们哈佛大学有些教授对进化论的本质、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有他们独特的见解；但是每一个教授都坚持认为大学的职责就是雇佣一流的、最有发展前途的学者加入他们的院系，无论这些学者是否赞同他们的研究成果。
这种强调以质量来判断思想的做法正在走向全世界。商业领域的人们谈到统治集团的消亡、谈到团队精神的重要性在增加、谈到强调创造力的重要性。我敢说，这种通过质量而不是来源来判断思想的方法对近二十几年发生在中国的革命至关重要，它也对中国社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至关重要。
大学所承担的第二个重要的任务是对视角多样化的承诺，不管这个人来自于什么背景，只要他能为我们的卓越做出贡献，我们就愿意招徕他。这一点也正在被更广泛的世界努力赶上。这也一直是我们哈佛大学不断追求探索的东西。一个世纪以前，哈佛大学是一个出身富裕家庭的绅士培育来自新英格兰富裕家庭的年轻绅士的地方。它不向上过公立学校的学生开放；也不向黑人学生开放，也不向女生开放；也不向出生在美国大部分地方的学生开放。就在半个世纪以前，有些哈佛教员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同而被迫离开学校。哈佛大学对某些团体也有限制，因为如果不限制这些团体，它们就会变得太多，会使人们觉得不舒服。
现在，哈佛是一所非常开放的大学，无论是男生或是女生、无论你的信仰是什么、无论你来自哪个种族、无论你来自美国的哪个州，也无论你来自世界上的哪个国家，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哈佛大学。但是，如果我们想更加包容和开放，如果我们想从多样化视角所带来的好处中受益，或者更进一步地说，如果我们想把最优秀的学生和老师吸引到哈佛大学来，我们仍然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们必须把我们抛向杰出人材的网张的越大越好。
正如大学的演变一样，最优秀和最尖端的商业机构、领导的最好的一些国家的政府，都不再根据人际关系来挑选少数的精英，而是转向发现最有才能的人、最能给他们做出贡献的人。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正在进步，我们的进步在很大一部分上是基于大学的模式。
第三个区别是大学里最真实、最特殊的一点，但是这一点在各种各样的机构中也越来越重要。在这一点上，也许大学和中国有一些相似之处，这也就是：强调从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当我们考虑一项学术研究时，我们追求的不只是判断它明天的影响、下一周、下一个月或下一年的影响，我们追求的是从长远来看，为最终能产生最大影响的知识做贡献。
越来越多的一流的商业机构、社会中一流的团体，不仅在尽量快速地前进来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而且还重视长期效益，他们都在投资一些不只在明天，而是在将来会产生影响的思想。
让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三十年前在美国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美国的生物工程如果从其市场价值来看，现在值几千亿美元。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年创造过这么高的利润。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是因为人们看到了它将会带来的潜能，他们有长远的眼光。他们进行了投资，正如大学所在做的一样。当大学引进一流的学者，让他们充分发挥其想象力时，尽量不去指挥他们，依靠这种想法，从长远来看，正是这些一流学者的知识才会有价值。
这是大学最根本的信仰，这是在美国已经成功的信仰，而且，我认为，它会给任何想追随这一信仰的人带来成功。美国所授予的主要专利中大约有75％，从很重要的方面来讲，是从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中获得灵感的。来自世界各地在美国大学学习的学生的愿望就是让不为谋求利润、自然也不用“竟争”一词的大学，同美国所拥有的任何一种出口业务比起来一样成功。
那么，是什么促使美国大学成功？我们现在关于创办一流大学的最佳见解是什么？我想就这个问题的几个方面进行探讨，我还想就大学未来发展所面临的一些挑战进行探讨。
首先，大学应该不受政治和外界控制的干扰。在哈佛大学，无论是马萨诸塞州的州长还是美国总统都根本没有权力决定谁应该被任命为经济学教授、工程学教授或医学教授，他们根本没有权力为他们的朋友或自己的目的在哈佛大学指手划脚。
让我告诉大家一些其它的重要的东西，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大学能够成功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有一些人在赚钱这方面非常成功。他们在经济方面为哈佛大学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有时，我们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学校的建筑物；有时我们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一些项目；有时我们还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一些教授职位。今天早上当介绍我的一些同事时，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他们中很多人的教授职位前都有挂名：有人被称作克芬斯汀数学教授，有人被称为斯蒂姆
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教授北大演讲演讲稿
文章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文章栏目：演讲稿 收藏本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