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手段。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讲究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际上正是一个法治社会。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XX年要在全体政法干警中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对人民法院而言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法院干警作为履行国家法治职能，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主力军之一，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牢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既是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要求，也是正确履行各项法治职能的前提和保障。本文结合法院工作实际谈几点体会。
一、关于“法治”的涵义
自古希腊和中国先秦哲人提出“法治”并阐述其思想以来，历代思想家对“法治”这一命题作了不懈的探讨，不断丰富了法治内涵和认识。按照柏拉图在其名篇《法律篇》中的解释，法治就是“服从法律的统治”。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发展了他的思想，将法治概括为“普遍服从良法”，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以后的思想家西赛罗、詹姆斯·哈林顿、孟德斯鸠、洛克、卢梭、康德等都对法治有过精辟的阐述。目前，我国学者公认，法治至少有以下五层涵义：
1、法治是一种宏观的治国方略。在中国古代，“法治”即“以法治国”，经常与“德治”、“礼治”、“人治”相提并论，主要被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和理念来理解。在西方，“法治”也首先被作为与“人治”相对立的治国方略来认识，即“法律的统治”。今天，我们使用“法治”的概念，是指国家在多种社会控制手段面前选择以法律为主的手段进行控制和治理，即“依法治国”。党的十五大报告专门对“依法治国”作了阐述：即“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2、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即“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其基本含义是：在法律制定之后，任何人和组织的社会活动都要受到既定法律的约束和规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随意废法和立法，强调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普遍性和一致性，认为在法律面前，只有首先承认形式的合理性，才能承认实质的合理性。这是法治建立的基本要求。
3、法治是一种民主的模式。即“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的法制”。法律历来有多样性，通常有专制的法制和民主的法制，而有法律不一定就有法治。真正意义上法治只能是以民主为社会条件和制度基础的法制模式。
4、法治代表一种文明的法律精神。即体现为一整套关于法律、权利、权力等问题的原则、观念和价值体系，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追求和需要，成为人们设计法律制度的价值标准和执行法律的指导思想。对人类法治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历史进行总结和提炼，我们认为当代法治所蕴含的法律精神包括：法律至上、善法之治、平等适用、制约权力、权利本位、正当程序等内容。
5、法治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即“法治社会”的理想状态：在法律与国家、政府之间，运用法律约束国家、政府权力；在法律与人民之间，运用法律合理地分配利益；在法律与社会之间，运用法律确保社会公共利益不受权力和权利的侵犯；在国家和政府权力受到有效约束之后，权利在人与人之间得到合理配置的一种社会状态。由此可见，法治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确定状态，而是一个不断探索和不断实践的运动过程。
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法治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从根本上要求我们实行法治。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个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故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而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趋于完善的重要标志。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客观上要求我们实行法治。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对权利、平等、自由等法律价值有天然的依赖和促进作用。如果市场主体没有产品所有权，就不可能有交易行为，如果没有交易主体的平等和契约自由的规则，交易行为就必然难以为继和持久进行。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
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和我党宗旨也要求我们实行法治。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要求我们的各项制度设计和安排要充分体现对人的关怀，而只有实行法治，才能充分保障人权，充分体现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和爱护。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共产党的宗旨，除了人民的利益，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为实现人类的完全解放，也需要用法治体现党的追求人民公平正义的终极价值。
4、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是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当前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社会发展要体现以人为本，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确保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既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其重要保障。
5、如果把法治理解为“依法治国”，那么作为法律施行的最重要的载体，应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及相关的司法机关。故法治理念对司法机关而言，可以等同于司法理念。因此，在司法工作中，树立现代法治理念就是树立现代司法理念。这是现代法治理念在司法机关中的具体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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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和法官在国家法治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是我国法治建设事业中相当重要的主体力量，是法律的忠实守望者和捍卫者。用西方法学家的一句名言：法律借助法官而降临尘世。法官兴则法治兴，法治兴则国家兴。在人民法院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就是要在全面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前提下，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和精神，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更新司法理念，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努力开创人民法院工作的新局面。具体而言，应当坚持和贯彻落实以下司法理念：
1、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自觉把法院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思考和部署，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积极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建平安有序的法治社会做出贡献。对这个问题，历年来都有很充分的论述，在下文也还有论述，在此不作赘述。
2、要全面把握司法规律与特点，尊重司法规律，树立和维护司法权威。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司法权的独立行使。司法权的独立行使是司法公正的基石，是法院公正履行审判职能的内在要求。为了实现司法权的独立行使，很多国家都通过建立完善的司法体制和诉讼机制，为法院和法官依法独立审判提供体制保障、经济保障、法官资质保障和诉讼机制保障，切断各种不当干预法院公正审判的渠道，将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时间、空间严格限制在法庭范围内，确保案件得到公正审判。我国宪法和三大诉讼法，以及人民法院组织法都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原则。但是，从实践的情况看，一方面从外部看，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方面制约人民法院独立审判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还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都明确提出了司法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另一方面，从内部看，司法权的独立行使要依宪行使，即在党的领导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一府两院”体制下的独立审判，是审级独立、法官审判独立，而不是“三权分立”意义的“司法独立”。这是我国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依法司法，首先是依宪司法。这就要求全体法官，特别是党员法官，要牢固树立宪法意识、政治大局意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上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
第二、司法的中立。司法中立，要求法院在审理和裁判案件，必须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平等对待诉辩双方和各方当事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进一步完善回避制度和各项诉讼制度，合理配置司法权力，明确界定法官、检察官、律师、当事人的角色定位，强调法官居中裁判，强化诉辩双方和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将容易影响法官中立地位的立案、调查、监督、执行等职能从裁判职能中分离出来，形成相互制约关系。
第三、司法的公开。司法要取得社会公信，不仅在于法官是公正的，而且还在于他们的公正要能够被人所觉察到。这正是西方谚语所说的“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如果一个没有偏见的人，合理怀疑法庭对某件案件已有结论，或者存有先入为主的可能性，那么他就不可能对判决的公正性树立信心。司法活动，只有严格依法公开进行，才能产生公信力。司法公开，一是公开司法依据，包括各种办案规则、案卷资料、司法解释；二是公开审判过程，做到一切审判活动都在法庭上公开进行；三是公开审判组织的组成；四是公开审判的时间、地点和场所，允许社会公众，以及作为公众代表的新闻媒体旁听审判过程；五是公开审判结果，允许公民查阅法庭的裁判文书。
第四、司法的民主。司法民主要求审判活动必须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各种诉讼权利，司法过程必须接受权力机关和社会公众的正当监督。审判组织的组成和决定过程必须符合民主化的要求，陪审制度应当发挥实际作用，使社会主流意识和价值观念有机会对司法决策产生影响。
第五、司法的权威。司法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但是，其权威不是来源于强制，而是来源于理性，来源于主流社会对判决理由的尊崇和信仰。如果一项法律只有靠强制才能实施，那么它必然是不能长久的。司法判决也一样，它必须反映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依靠社会的力量来促使其执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求法院的判决必须讲道理。近年来，法院大力推行裁判文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裁判文书改革，不仅仅是一个文书的风格和技巧问题，更是一个执法的理念和指导思想问题。
第六、司法的及时。司法的及时，要求司法必须严格遵守法定时限，在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前提下，尽快解决纠纷，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投入，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使当事人的权利尽快得到实现。这个问题既涉及到审判，又涉及到裁判的执行，是当前人民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法院应当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审判流程管理制度，强化审限监督，确保案件迅速审判，及时结案。同时要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从执行权的运行机制，执行方法和执行手段的完善、创新方面进行改进，强化执行工作。“执行难”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的属于地方保护主义影响，有的属于法院工作不力，有的属于当事人选择交易对象不慎，忽视交易安全，发生了市场风险。对不同的情况，应采取不同的措施加以处理。
3、要按照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立足审判职能，切实更新司法理念，适应和谐稳定、科学发展的国家转型期的司法要求。六中全会的建议涉及审判工作的明文只有第九方面的第32条和第十方面的第40条，但通观全文，全都与法院工作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主要体现为：①平安社会的构建，要求刑事审判工作要继续贯彻依法严打各类刑事犯罪，保卫国家主权，保护国家和公民个人、各种社会组织的政治、经济、人身、生命财产安全权益，依法保障被害人和被告人的个人人权。使社会生产安全，生活安宁有序。②和谐社会的构建，要求我们创新司法手段，正确处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加大民商事审判调解和执行中和解工作的力度，纠正失范，示范规则，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建立和维护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③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建立以科学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社会公正的良性互动，要求刑事审判和民商事审判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促进创新能力的提高；创新审判理念和审判方式，支持金融、财税、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促进生产力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配置，推进城市化进程，妥善处理“三农”案件，土地承包、租赁权案件，资源纠纷案件，以司法手段推进新农村建设。④法治政府的建立，要求行政审判支持和监督政府依法透明行政，加快政府的改革和职能转变。⑤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改革，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对我们的管理方式，队伍素质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我们只有在全面学习领会的基础上，才能在体制、机制、队伍素质和管理创新上做出有效的应对转变，才不会辜负党和国家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公正廉洁司法要求与期望。
4、要立足于依法治国、科学发展、和谐稳定社会构建的高度，构建适应新时期要求的现代司法理念。现代司法理念要建立在符合国情民意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基础上，而不能东施效颦，盲目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的那一套做法。那么这一司法理念的内涵有哪些？个人认为应是党领导下的宪政宪治，民主人权，廉洁效率，司法公正的司法精神和司法观念，以及在其指导下建立的司法制度、司法程序和司法过程。中国的政治制度体系可以概括为我党执政、人民主政、政府行政、民主参政、司法公正的五位一体制度体系，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特征。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对民主法制建设的着力点放在了法治政府和依法行政上，这是对市场经济现代法治内在规律的高度准确把握，反映了党的与时俱进和英明伟大。因为法的本质是治官治权而不是治山治水治电治民，故依法限制全能政府是法治政府的前提，政府依法行政，是法治政府的行政方式。因此，现代司法理念是以法治权、治官，明晰公平竞争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则，明确市场经济的各类主体，依法打击犯罪保平安，制止制裁违规维秩序，把社会各种力量纳入有序；是依法支持监督依法行政，而不是使司法沦为工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先生说：建立市场经济，或法治社会，本身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社会矛盾状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找到化解矛盾所需要的制度安排。适应社会利益多元化的要求，以科学合理的法律制度安排，让各种利益群体公开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党和政府、司法机关处于超然的裁判地位，使矛盾在立足于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依序、理性得到化解。这就需要防止政府部门有自己的利益从而成为某种利益的代表，使党和政府直至司法机关陷于利益的纠纷中。理解了这一点，党领导下的宪政体制，审判机关依法独立审判，公正裁判司法的司法理念就成了常识而不是难懂的理论了。
5、要正确处理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问题
第一，从司法角度讲，所谓“效果”是指法律功能的实现。正如我们讲审判效率指的是正效率一样，所谓效果通常也是指的正面效果。任何法律都具有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双重功能，人民法院一方面通过公正司法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使法律的权利保障功能得以实现，也就是使审判工作的法律效果得以体现；另一方面通过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则是审判工作社会效果的体现。一般来说，当社会关系比较稳定、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趋于一致时，法律所具有的双重功能处于高度重合的关系，司法实践中也比较容易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如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姑且不论当时法制如何不健全，“文革”中又被砸烂，但因当时的政治，社会价值被强行统一，你怎么判，都不会出现两个效果的矛盾。相反，在社会转型期，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各个方面都具有“新旧并存”的特点，社会关系极不稳定，人们的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权利保障功能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功能就经常会出现矛盾和冲突，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有的案件，从认定事实到适用法律并不存在明显的问题，但社会认可程度不高，有关方面意见较大。因此，要跳出法院来思考法院，跳出案件研究案件，自觉从整体上全面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第二、强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并不违背法治原则。法治的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而所谓公正，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解释，就是不偏不倚，使每个人“各得其所”。翻译成中文，其实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所说的“中庸之道”。所谓“中庸”通俗讲就是“去其两头取其中”。对民事纠纷的调处，非得分清是非责任是调解不了的，只有促成妥协，才能和稀泥，达成利益上各自能接受的一致，当然要当事人自愿，注意方法，不能强迫、强制。人民法院通过审判工作，在公民个人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平衡，这是最高意义上的“中庸之道”，是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体现法治精神。这也是法院庭前调解，诉讼调解、执行和解的思维理论基础。
第三、从更广阔的时空背景来看，法律所具有的双重功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自从法律产生以来就已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在西方法律史上，曾出现过“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概念法学”与“现实法学”的争论，其实质就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争。前者强调法律效果，认为法官的职责是“执法”而不是“造法”，法律适用就是运用三段论进行严格的逻辑推理，其目的是要限制法官的司法权，防止法官借口维护公共秩序而侵犯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后者则是强调社会效果，认为法官的职责是要维护社会正义，因此法律适用中应当把案件事实、法律规定、公共政策与社会正义理念结合起来，通过能动司法，使双方的利益得到平衡，使法律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1）衡量法律效果的标准是一个逻辑标准，具体是看法官作出的判决事实是否清楚，选用的法律是否正确，法律推理是否符合逻辑规则。而衡量社会效果的标准则是一个功利性的标准，主要是看法院判决作出后，当事双方的矛盾是否有效地得以消解，是否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法律秩序的裂痕是否恢复到正常状态，社会各方面是否认可法院的生效裁判。（2）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在司法实践中具体表现为“严格法条主义”与“自由裁量主义”的矛盾和冲突，法官如何运用好自由裁量权，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关键。换言之，严格法条主义根植于大陆法系的司法传统，为防止法官素质不高、自由裁量度太大，法律要严密。法官判案适用法律就如同在自动售货机上买东西，把案子当硬币投入法条的售货机中，掉下来的就是一个完整的判决。自由裁量主义是英美法系的典型思维、寄望于法官的内心自省、法官的责任，学识智慧和法官的正直。假设好法官、资深法官判出好案子。在国民综合素质较高，法治氛围浓厚，司法权威较高的地方、两者的冲突不大，尽管一个案子判下来社会效果不好，但大家议论一阵子就过去了，如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刑事宣告无罪，民事又判赔2500万美元。这样的案子在其他国家是绝对不敢这样判的。在法治传统不深的地方，二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处理不好会直接否定法律权威，产生反社会、反法治的社会效果，故本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对民事司法审判是必要的。第四、要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官必须实现五个转变和一个加强。
“五个转变”：一是在认定事实过程中，法官要善于实现从“职业人”向“理性人”转变。法院判决的对象不是法官自己，而是不精通法律的老百姓。判决只有被普通公众所接受，才能获得正当性。这就要求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时，不能仅从法律职业的角度去获得内心确信，还要以一个理智正常的普通人的角度，来观察判断问题，才能得出贴近百姓生活的判决结论，才能被当事人所接受。二是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要善于实现从“审判者”向“被审判者”的转变。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张明楷教授指出，当法官运用文义解释和论理解释的方法获得一个结论后，如果从普通人的角度不会感到吃惊，就说明该解释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法官不能老是站在审判者的角度看问题，而应该经常作一些换位思考，从当事人的角度来检视自己的结论是否正当。三是要实现从“审理案件”到“解决纠纷”的转变。任何案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都是现实发生的利益纷争。对于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法官来说，审结一个案件并不难，但要有效消解当事双方的利益冲突，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却需要充分运用法官的智慧。法官面对一个案件时，不能把它仅仅看成一个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而要把它看成一个实实在在的纠纷；不仅要看到眼前的当事人，还要看到每一个当事人的背后还站着无数个潜在的利益主体。只有这样，才能透过冰冷的卷宗看到其后的民生、民权、民主问题，从而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四是要实现从单纯的“法律思维”到“法律思维与政治思维相结合”的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许多纠纷都不是纯粹的法律纠纷，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事件，如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就有不少属于经济体制转轨所形成的“结构性破产”，准确地说，是国家将体制转轨的代价转移给企业职工来承担。对这类案件，只有将法律与政策结合起来才能妥善地予以解决。同时，社会转型期的法院也不仅仅是一个审判机关，法院除了具有运用审判手段解决案件的司法功能外，还肩负着社会管理的政治功能。因此，无论是从案件性质还是从法院功能的角度出发，都要求法官必须将法律思维与政治思维结合起来，不仅要善于从“案件之中”来研究案件，而且还要善于从“案件之外”和“案件之上”多角度、多方面地分析思考问题，决不能就案办案、机械司法。五是要实现从“重判轻调”到“调判结合”的转变。我们正处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人们对法院判决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然的。基于这一严酷的现实，调解结案就是法院和法官的最佳选择。实践证明，诉讼调解在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中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所谓“一个加强”，就是要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著名法学家华伦滋曾经指出：“判决理由是区分司法擅断与司法民主的分水岭；如果判决可以不给理由，所谓权利保障和上诉审查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判决说理是程序“吸收不满”功能的必然要求，也是程序具有“作茧自缚效应”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法官不在判决书中对当事双方的争议一一作出回应，那么，审判程序不仅不能吸收不满，反而会将不满集中到法官身上，使法官和法院成为诉讼双方攻击的对象。判决说理的实质在于说服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使当事人服从法律，养成守法的习惯。因此，判决说理的关键，就是要将法理与情理结合起来，做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增强司法裁判的亲和力。正如古人所说：“法乎于情。”真正的法理和情理是相通的，否则法律就会寸步难行。但要使两者有机结合，法官不仅要精通法律，还要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非凡的洞察力。所以说，审判是一门艺术，判决说理是法官智慧的集中体现。在这方面，英国贵族法官丹宁勋爵写的《法律的训诫》和《法律的正当程序》，其中所引用的判词十分精彩，可以说是情理交融的典范。
综上所述，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民法院工作，建设和谐稳定、民主法制的公平正义社会，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职责与任务，当中刑事审判的核心是惩治犯罪，实现司法对人权的保护，严肃执法非常必要和重要。民事审判中制裁违规，示范规则是必要的，但在民法规范不完整、不系统，要靠政策条文来指导补充的社会转型时期，民事审判的难点在于许多案件的处理无法可依，单靠不停修改的法律无法囊括复杂的社会经济事务，仅考虑法律效果的司法追求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从本土的文化传统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义精神，最后总是在武侠复仇，好汉结拜，急公好义中得到弘扬。其实这种精神恰恰促成了法律规范、法制意识的缺失，以致于在我们的本土文化中，法治意识一直是稀薄的。由于法律精神的缺失，法治传统的缺失，公众甚至相当文化层次的公民往往以情理来理解法理，却不能理解和接受法理是不能掺杂情理因素的。法律追求的是千万个具体案例后抽象的社会价值的公正，情理则是以身边的个案来判断司法审判是否公正。这就要求我们只能立足于情理为大的国情，以及法律文化和法律传统缺乏的现实，通过法官的刻苦努力，把抽象的法理，理想的公正价值追求，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转换表达为公众可以接受的情理，或追求二者交合的最大化，以增加审判工作的接受度，从而提高法院工作的公信度，即使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得到最大程度的统一。使司法工作的专业性，封闭性与社会公众的普通性、直观性得到通畅的、通俗的交流，从而得到必要限度的理解。做到了这一步，法院自身工作的艰辛、社会公众根本利益的公正价值、理想追求与社会对司法效果的认可落差就能逐步缩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