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开宗明义，强调要以思想大解放，推动大发展，掀起又一轮解放思想的大讨论。今日忧心国事者，早不在器物之忧，而深为思想禁锢、精神虚弱、无力自新所困。主政一方的高层要员，能以解放思想切题，而求刷新沉闷的社会气氛，实在深中肯綮。连日来各界反响之盛，亦已表明，于解放思想一论，可谓已是太久的等待。
何至于一提解放思想，便有社会的思绪涌动，论说如潮？可以说，一直以来，国人几乎是以解放思想的反面体验，而深刻领悟到这四字于国于民的极端重要。这既是对改革开放30年所得进步的社会归因，也是对百余年国族御侮图存的血泪总结，还有对今日改革迟滞不前的深层认定。一句以思想大解放，推动大发展，各界舆论热烈反应，真切期待，改革再起步的共识仿若重又找回。
中共元老任仲夷说，解放思想并不是很容易的，是要冒风险的。这既道出了解放思想的前因，也道出了禁锢思想的后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再次解放思想，也不忘重温广东当年引领风气之先、“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气魄，并现场发问，“那时的勇气，我们现在还有没有？”正因为束缚改革的思想仍在，思想解放的风险才依旧，而解放思想的勇气才总是这般稀缺可贵。
但是，当我们再度重温先人的勇气，意欲汲取精神能量时，思想解放的风险却也已经悄然移易。如果说，30年前的老人们提着人头的改革风险，源于党内意识形态僵化的巨大杀伤力，那么，30年后的今天，意识形态僵化的症结已经稍稍舒展，利益调整已经取代意识形态的话语修正，成为继续改革的一条主线。因此，今天再谈解放思想的风险，已经不是意识形态教条之下的政治正确，而是日渐固化的利益格局下的利益平衡。
从与时俱进到科学发展观，从三个代表到和谐社会，对社会现实的及时回应，成为中共执政能力提升的显著标志。这表明，一度令改革老人有杀头之虞的意识形态僵化已经大大缓和，思想层面的风险已经大大化解，所剩只是更加惊心的利益调整，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执政集团的利益调整。这后者的风险，可能不再是来自政治正确的思想风险，而是来自既得利益假借思想之名，使解放思想难以措手的风险。
一方面，既得利益的固守者，不会欢迎哪怕是公正的利益调整所带来的损失，千方百计使得迫切的改革一再推迟，从而极大增加了社会失序的风险；另一方面，正当利益受损者，在持续的要求不能得到制度体现时，会增加社会内部的摩擦力，使社会进步沦为虚耗。这些风险的客观存在，使得今天的执政官员倡导解放思想，不仅要有对历史方向的高度自信，还要有自外于既得利益的道德自律，更要有不避繁难的现实韧性，以穿透特殊利益恋旧守成的思想拉力。
就此而论，对于再次解放思想的风险评估，恐怕不在于政治正确的思想压力，而在于利益博弈的现实压力。这就使得今日再谈解放思想，决非鼓涨虚荣的道德勇气，而是要直面真实的利益诉求。每一种利益，只要有可能，都会寻求一种思想表达。解放思想，意味着要让每一种利益都能公开表达，公正博弈，公平选择。就此而言，解放思想，恐怕将难以止步于只解放我们愿意接受的思想，反过来说，解放思想的最大风险，恰恰就在于我们只能选择性地解放我们愿意解放的思想。
因此，认清今日解放思想的风险，积蓄起今天再论改革的勇气，才可能产生理念的真砥砺，思想的真碰撞，社会的真进步。所释放的，也就不仅仅是官员体系内部的进取心，更是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这样的思想解放，广东当为人先。
